工业的竞争力体现在性价比上。性能即产品带给客户的满足程度，考量的是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品牌度；价格是客户购买力范围内的满足程度，考量的是企业的制造成本与管理成本。过去30年，中国工业的优势体现在制造成本上，未来提升产业竞争力需要从提升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产品性能与品牌度的竞争能力等方面入手。劳动力、原材料等制造成本是一个国家的自然禀赋，管理效率和创新机制需要更科学的制度安排。
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模式导致了中国工业发展中存在市场与政策的“双重失灵”：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行为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行为，他们承担着很多非经营性的社会责任，但由于不注重资产回报，且企业内部人控制严重，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市场失灵”；另一方面，由于原有专业部委的撤销，行业协会的引导功能弱化，行业数据统计不准确，不能形成有效的政策指导，导致政府专业部门对企业的影响极易造成政府“政策失灵”。不掌握市场动态与全局信息的地方政府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企业的投资行为。
同时，混合体制还导致了在统一市场中企业间的要素资源分配极不平衡。军工等垄断性企业长期依靠政府补贴，占有大量的研发资源却不能像美国军工企业那样产生数十倍的社会效益，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在竞争性行业中，国有企业经营业绩与员工收入受制于国资委，使得同一行业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收入相差甚远，致使大量的国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流失或者另起炉灶，导致了重复建设与人员流动。
面对转型升级的需求，中国今天的现实处境非常尴尬：一方面，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以及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员工流动性巨大，大型工业企业员工的平均年龄不足30岁，他们受现代网络快销模式的影响极大，价值观与传统产业的长周期、低回报极不匹配，企业普遍缺乏传统产业研发的动力；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特别是创新性产业，需要的是对过往经验的挑战和传统经济模式及技术路线的颠覆，这些创新往往在自由经济市场中表现得更加充分，阿里巴巴、腾讯在新经济领域实现了对传统商业模式的挑战。但目前国有体制主导下的重工业很难形成超越发达国家的创新体制。更严重的是，如同拉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形成的“精英集团” 阻力一样，部分利益集团正成为中国转型升级道路上创新的阻力。如果不能从体制上突破，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无论是减少过度竞争、投资浪费还是通过制度建设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都必须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股权社会化，淡化国有控股色彩，才能使企业分配制度更加市场化，减少因为收入差异导致的人才过分流动与资源溢出。
由于过去十多年来的“国进民退”，国有企业股权改革的成本大大增加，简单出售国有股权的方式很难找到承接对象，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不但摊薄国有股权，还能让大企业之间相互交叉持股来改变原有股东一股独大的格局，并建立企业真正的治理结构。
对于国有垄断型行业，如果让民营企业购买其股份成本显然已经太高，比较现实的办法就是打破垄断，让民营企业进入军工、能源、电力、电信等垄断型行业，释放市场的活力。
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
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模式，技术大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完全市场竞争下经济的周期性问题、道德问题、环境问题都不能依靠市场自身来解决。政府应该切实转变职能，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理顺价格机制，发挥宏观指导和市场监督作用，包括文化建设、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服务，通过制定法律和规则实施监督，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1.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一国工业的发展必须考虑本国的要素条件与周边市场的关系，产业间、地域间的协调发展是政府宏观部门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工业体系的建设经历了前苏联援助下的产业布局、三线建设、改革开放沿海经济和金融危机后的产业转移4个阶段，形成了一些地方特色工业，但在过去十多年“土地经济”时期，各地政府过分追求招商引资，忽略了自然资源与整体协调，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被挤出。
1998年，中央政府撤销了一些专业工业部门，弱化了政府对行业的指导功能，过去的职能部门改组成为市场化的行业协会，但由于国家投入减少，这些协会对产业的研究能力弱化。混合经济体制下，市场信息也存在很多失真的现象。由于对地方资源的掌握程度不同，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对企业的影响力也小于地方政府，实际上造成了分散的政府指导与统一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
中央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资源特别是大数据系统，加强对宏观经济和行业的预测能力，在充分了解产业间及各产业内部生态的基础上实施国家总体预算，调节社会经济的运行。包括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经济规则，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市场体系。根据经济形势实施合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保证经济平稳、均衡地运行。
2.建立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中国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分配的权利，寻租与腐败充斥在市场经济中，混合经济体制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资源分配不公，要素配置难以得到优化，致使大量的资源浪费。
政府应切实转变职能，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以提供信息服务和公平竞争的环境替代招商引资；以加强法律法规方面的监督，维护市场秩序替代参与制定企业经营目标；以公平的投资环境建立资本与产业对接的市场化创新机制取代单一的政府补贴；淡化国有大股东的控股地位，恢复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市场化产权身份，促使企业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企业分配制度市场化。
3.完善法律体系，建立规范与标准
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一个法律体系不完善的国家必然会不断遭遇假冒伪劣。目前，假冒伪劣不仅充斥在商品领域，也充斥在科技领域和企业财务领域。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补贴资金，中国经济的实施依然习惯于“政令”。大面积的灰色地带、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不力、政策的随意性强，上述原因导致了大量的产品造假、财务造假和科技造假的现象。
通过企业的制度建设可以激发创造力，但如果创新成果得不到保护，企业的创新就缺乏动力。由于监管不利、执法不严，专利在中国往往得不到保护，导致企业创新严重不足。政府必须为中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和产业升级建立更有效的创新环境，建立基本的价值和道德标准，完善法律体系，切实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4.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工业企业有大量的产业工人没有落实企业员工的身份，员工普遍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也是制造企业不稳定和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应该监督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
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对抗是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弯路，如果中国能够吸取发达工业国家的教训可以尽量控制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但遗憾的是，政府过分追求 GDP，对造成污染的企业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导致中国目前的水源和空气质量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给后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资源障碍和成倍的治理成本。政府应该把经济发展交给企业自身，回归到政府本身的监督职能，尽量减少未来治理成本，提高企业违法的代价。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把创新交给市场和机制
中国行政制度上的缺陷导致了大量的寻租和腐败，并正在形成阻碍市场公平发展的利益集团和由此导致的巨大社会浪费。有研究表明：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实际上，由于决策错误导致的投资浪费更加惊人，一个企业家如果贪污1000万就算是非常大的数据了，但一个工业企业几个亿甚至上百亿元的投资失误却无人追究。2012年中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154636亿元，这里还包含大型企业获得的土地资源的优惠和占有未形成产能的大量土地资源，目前中国的重工业产能实际利用率不足70%，形成大量的投资浪费。
科技部每年都有一笔数额不菲的经费鼓励科技创新，但企业或个人申请和获取经费却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推荐，每年有大量的专利申请，但实际转化为生产应用的比例却很小。事实上，对于企业创新的支持可以充分参考美国的做法，政府可以把科研经费投资于业绩良好的风险投资公司，由风险投资公司根据专业分析选择投资标的，通过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对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减少投资浪费和降低腐败。
政府必须改变这种行政命令式的创新机制，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督体制，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基金，把创新交给市场和机制，防止由于资本逐利导致的违规行为。
改革教育体制，倡导工业文化建设
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都与本国文化与教育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客观地看，中国高考制度是到目前为止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为中国工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但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显然已经无法适应中国工业发展的需要。
一是中国基础教育严重脱离实际需求，对学生的培养完全按照高考应试教育的模式，青少年的个性被教育体制束缚，长时间的压抑扼杀了他们的创造力。二是整个教育体制如同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制造业一样，只管“生产”，不顾市场需求，普通大学生严重过剩，而通过技校培养的技能操作人员却严重不足。三是综合型大学多，专业性大学严重不足，大学如同企业以多元化模式牺牲了专业化，大量重复建设。四是大学与企业的科研机制体系不畅通。欧美发达国家大学与企业、政府研究部门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但中国大学的研究依然是以学术论文和职称评定为主，能够落地的项目少之又少。五是传统文化断档，工业精神缺失。工业品的最高境界是品牌价值，品牌来自产品的品质，更来自工业企业的企业文化与工业精神的传承与积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片面学习西方市场经济，放弃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与价值观，缺乏具有文化内涵的工业精神。
目前，中国急需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加快基础教育改革，建立市场化的培养计划与培养机制，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与工业文化的人才建设；改革高考制度，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建立与企业联合培养的计划，有针对性开设具有市场需求的专业；建立大专院校与企业的产学研互动机制，让更多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
人是成就企业的核心，而制度是成就人的关键。在中国工业的产业升级中，人力资源要素将成为更加重要和关键的要素，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中国工业经济体制很大程度上约束了人的创造力。产业升级首先是人的升级，而人的升级必须是制度的升级，建立将过去静态劳动力变成动态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将成为中国工业持续增长与创新的动力。
